引子 贾先红主任出殡的那天，徐州的雨还没有完全停下来。从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到最后送别，徐州的天空，一直阴雨连绵。
没有人通知她。她是在手机上看到消息的——徐州一代名中医、徐医附院中医科贾先红主任不幸因病去世，享年56岁。
哪一天送别、在哪里送别?她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知道了那个最终送别的日子：5月26日上午9点。
那天是个周二，阿芳(化名)原本还要上班，她请了假。
“无论如何，我都得去送他最后一程。”
雨落下来，送行的人群里，有贾主任的亲人、朋友、同事，也有许多像她一样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有人从外地赶来，有人捧着花。大家平时并不认识，却因为同一个医生，在这样一个雨天站到了一起。
“没有人叫我去，是我自己要去的。我就觉得，他给俺妈看了这么多年病，人走了，我不去送送他，心里一直会不踏实。”
出门前，82岁的老母亲也很难过。她对女儿说：应该去。去送送贾主任。
一个曾经给予自己帮助和温暖的医生，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跟着他几年求医问药的病人，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
于是，她决定去看他最后一眼，给他送上一声朴素的：谢谢你，一路走好。
母亲确诊后，我每天都在问自己：到底该怎么办?
事情要从4年前说起。
2022年初，阿芳陪78岁的母亲去医院做体检。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健康检查，却意外发现了腹部有一个明显的占位。
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家人很快赶到医院。医生看过检查结果后，建议尽快手术。
没敢耽误。老人很快住进了医院，接受手术。术后病理结果出来——胰腺恶性肿瘤。手术切除了一部分胰腺，同时切除了脾脏。
接下来，一个几乎所有肿瘤患者家庭都会面对的问题，摆到了他们面前：后面的治疗，怎么办?
医生按照常规治疗方案：建议先化疗。
家人也为老人做了基因检测，希望能找到更有针对性的化疗用药方案。但检测结果并没有给他们一个特别明确、特别理想的答案，没有哪种化疗药物对老人特别敏感。化疗也只能是“广撒网”式的治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那段时间，阿芳几乎每天都处在纠结之中：化，还是不化?化疗会不会老人身体吃不消?不化，会不会耽误病情?如果选择错了怎么办?
今天回忆起来，她可以平静地讲述当时的经过，但她说，那时候的自己远没有现在这么平静，她形容说：简直要疯了……
这种恐惧，还来自她过去的一段经历。阿芳的父亲也曾患癌。
手术、放疗、化疗，每个流程、环节都经历过。老人遭了很多罪，家属也跟着熬。最后70天，父亲是在ICU里度过的，结果还是离开了。
所以，当同样的选择再次摆到母亲面前时，她不敢轻易做决定。她问过很多医生，也通过各种方式咨询专家。多数医生给出的，仍然是规范的常规治疗建议。
阿芳都理解。但作为女儿，她始终放不下另外一个念头：母亲已经快80岁了，她究竟能不能承受?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开始一门心思想找一个人——贾先红医生。她从许多人那里打听到，这个医生是个神医，特别是在治疗肿瘤方面，效果非常好。
他的号太难挂了，我把后面能挂的都先挂上
进一步了解后她才知道，贾先红的名气非常大，他的病人中有一半是外地人，号也特别难挂。阿芳试了多种方法，一直挂不上。
很巧，在一次很普通的同学聚会时，她在饭桌上聊起这个事，不想这竟然成了一次有关贾主任行医的讨论会。
一个同学说：我认识二院某某领导，要不我帮问问?
另一个同学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贾主任最反感用官职、用权力压人了，他不喜欢这样。有时那些特别需要的穷人、农村人，他到愿意帮助。
这个同学讲了一个细节：我表哥是丰县农村的，5年前他70多岁的父亲患了肺癌，手术后一直想找贾主任看，但几个月都挂不上他的号。后来实在没办法，他带着父亲拿着各种检查报告，直接冲进病房找到贾主任。那天贾主任刚刚查完房，知道这个情况，还是耐心给他看了。
听到这个故事后，阿芳更想找到贾主任了。那天，她听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贾主任那段时间还在汉王坐诊。
她一下子来了精神。只要有地方能正常挂到号，我就不怕等。
后来回忆起来，她自己都觉得有点夸张——为了怕下个月、下下个月再也挂不上，她把后面能预约的号，尽量提前先排上了。
因为找贾主任看病的人实在太多了。每次看病时，尽可能多开一段时间的药。有时候一排，就是几个月以后。可一家人愿意等。
老人就这样跟着贾主任开始了长期调理。
没有惊天动地的治疗场面。更多时候，就是诊室里一次又一次平常的见面：
坐下。伸手。把脉。问吃饭怎么样，睡觉怎么样，精神怎么样。
看看舌苔，再根据老人当时的状态调整方子。吃一段时间，再复诊。需要的时候，住院检查一下各项指标。
日子就是这么一点点过来的。阿芳发现，母亲的状态越来越让她安心。
老人能吃饭，精神也不错，各项检查指标和长期随访显示：情况稳定。
一个78岁的胰腺癌患者，手术后没有做一次常规化疗、放疗，全靠喝中医汤药，就这么从容走过来了。
如今，母亲已经82岁。身体硬朗、精神头很足。
阿芳说，在他们最慌乱、最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贾先红主任给了她们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心里有底。
对于一个重病患者家庭而言，有时候，“心里有底”这四个字，无比珍贵。
后来，他自己病了，我们却还在盼他回来
阿芳第一次听说贾主任生病，大约是在他做手术前后。病友之间，消息传得很快。
有人说贾主任生病住院了。有人说他做手术了。
有人又说，他休息了一阵，好像又回来上班了。
他的患者们一边担心，一边又忍不住盼：他什么时候回来?还能不能再找他看一次?
阿芳现在想起来，会觉得这种等待，有些残忍：现在想想，他真是太累了。脱下白大褂，他也是个普通的人啊，也是血肉之躯。
那时，她母亲还需要继续随诊。贾主任不上班的几个月里，他们就找其他医生看。可病人心里总有一种依赖。
尤其是跟一个医生看了很多年以后，那张熟悉的脸，那双熟悉的手，那几句熟悉的问话，本身就像一种安慰。
后来，贾主任手术后真的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母亲住院期间，他们又见到了他。阿芳记得，那时候的贾主任已经很瘦。其实他原本就一直清瘦。可那次见面，她还是觉得，他瘦了很多。只是精神看上去似乎还可以。
所以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快，人就会没了。我真没想到，一下子这么快。
有些离别就是这样。
上一次见面时，对方还坐在那里，还会说话，还能看病，人就会下意识觉得：
下一次，还会再见。下个月，还能来。下次住院，也许还能请他看看。
谁也没有想到，有一次见面，真的会成为最后一次。
他太累了，所有人都把他当救命稻草
跟随贾主任看病的那些年里，阿芳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
人太多了。永远那么多人。
挂号的人多，门诊等候的人多，住院想找他的病人也多。
大家都各有自己的难处。对一个家庭来说，病床上的那个人，找到好医生就是自己的全部。所以每个人走到医生面前时，都希望他能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想一些办法。
一个病人这样。十个病人这样。一百个病人也这样。
久而久之，一个好医生就会被所有病人抓住。
阿芳说了一句比较形象的话：大家都把他当个救命稻草一样拽着。
可是医生也是人。人的时间有限，体力有限，精力也有限。后来到矿山医院以后，号更难挂。
有一次，阿芳甚至跟工作人员商量：我可以来晚一点，我最后一个看也行。
她想的是，别给贾主任添太多麻烦。可是等到所谓“最后一个”时，后面常常还有别人。
总还有病人在等。总还有人不肯走。
今天再回过头看那些场景，她更多的是心疼：“他真的是太辛苦了、你想想，一个人天天这么看，谁能不累?”
过去，他们只想着：能不能挂上号?能不能再让贾主任看看?
现在，人走了以后，她常常忍不住想另外一件事：那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很累了?是不是也需要休息?是不是也该有人劝他一句：贾主任，今天少看几个吧。
得知他去世，我特别心疼，我要去送送他
贾先红去世的消息来得突然。
阿芳是在网络上看到的。看到消息以后，心里特别难受。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个人认识的熟人走了”。而像是生命里一个陪伴了很多年、一直觉得“他就在那里”的人，突然消失了。
这些年，母亲一次次找他看病。每个月、隔一阵，都会想：该复诊了。该找贾主任了。他已经悄悄进入了这个家庭的生活秩序。
而如今，这个人没有了。“我就觉得特别心疼。”
出殡那一天，天下着雨。阿芳还没有退休，正常应该上班。她请了假。
没有任何人给她打电话，也没有人通知她。她只是从医院工作人员的朋友圈里看到讣告，记下时间、地点，然后自己去了。
那天还有不少患者和家属赶来。有人从外地来。有人站在雨里。没有统一组织，也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只是想送一个医生最后一程。
对普通患者来说，这大概就是最郑重的送别了。
没有奖章。没有仪式上的漂亮话。只有一群曾被他看过病的人，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从各自的家里赶来。
阿芳后来形容，这也算给自己一个安慰。因为如果不去，她总觉得心里缺了一块。去了，亲眼送别了，人当然还是难受。
但至少，可以在心里跟他说一句：贾主任，谢谢你。
82岁的老母亲说：你应该去
阿芳的母亲知道贾主任去世了。老人很难过。这个名字，她听了很多年，也念了很多年。
以前说：“什么时候再去找贾主任看看?”
后来变成：“贾主任病了，什么时候能上班?”
再后来，这个名字突然只能被放在回忆里。
听说女儿要去送别，82岁的老人一个劲地说：要送送贾主任，应该去。
这一句话其实很轻。轻得就像一个普通家庭里，老人嘱咐孩子出门办一件事。
可放在一个患者和医生之间，却又很重。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去送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在送一个曾经参与过自己生命的人。
一个医生可能不记得自己一辈子到底看过多少病人。但很多病人，会记一个医生一辈子。
记得第一次见他的诊室。
记得排过很久的号。
记得他说过哪句话。
记得自己最害怕的时候，他坐在对面。
甚至会记得他的样子——瘦瘦的，话不多，坐下来以后，会伸出手来给你把脉，双手把脉。
然后许多年以后，人不在了，这些细节还在。
记忆就像海绵里的水，不碰的时候就在那里，轻轻一碰，水意弥漫，洇湿了周围。
后记：一个好医生离开以后，留下了什么?
交流中，阿芳说：一个医生，不是领什么奖、获得什么名头，才是好医生。其实老百姓的认可、病人的口碑，更能说明问题。
我母亲手术后吃了贾主任的中药整整4年，身体情况一直很稳定。
贾主任病重、无法坐诊后，老人停药三个月时，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胃口不好、饭量下降，睡眠不踏实，精神头大不如以前了。她带着母亲去矿山医院中医科，找到贾先红主任的嫡传弟子――赵本起主任，请他开了几次中医，吃了一段时间后，这些症状消失了。母亲感觉效果很不错。
她说，人这一辈子，未必一定要有多少荣誉、多少称号。真正看过他病的人，心里知道这个医生怎么样。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判断，也是最难得到的一种评价。
贾先红医生走了。诊室里不会再出现那个熟悉的身影。挂号系统里，也不会再有那个让患者一次次守着时间等待的名字。但在一个又一个普通家庭里，他似乎并没有完全离开。
阿芳82岁的老人还在好好生活。老人跟着女儿住的，女儿每天陪在她身边。
一家人吃饭、说话、过普通的日子。那些曾经因为疾病而惶恐不安的岁月，已经慢慢退到生活背后。也许若干年以后阿芳还是会想起那个下雨的日子。
谈起自己请假送贾主任最后一程时，她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只是反反复复说：真的太可惜了。他是个好医生。
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这大概也是患者能给出的，最沉、也最真的一块碑。
碑立在大地上。更立在人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