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社区卫生服务交流会:全科医生首诊制

      “江苏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社区卫生服务交流会”节前在南京召开,澳洲政府官员、医生专家介绍当地医疗服务模式后,会议特意安排了半小时的互动环节。

  记者注意到,“全科医生”因为在澳洲经验成熟而成为江苏医卫界人士发问最多的高频词。而回答时,澳洲方面也表示:“你们遇到的困惑,其实我们都遇到过。但是因为遇到较早,我们有一些解决方案。”

  全科医生是“首诊第一人”

  “在中国,老百姓无论生了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大医院非常拥挤而小医院冷清,在澳大利亚不是这样。”从医33年、从事全科医生26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院全科医学教授杨绮玲是资深的华裔澳洲全科医生,她说,“澳大利亚居民生病之后首先去找全科医生,然后根据全科医生的经验和诊断推荐给相应的专科医生。”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卫生国际部主管琳达·克里斯汀坦言,澳大利亚预见到居民对于健康需求的井喷,所以提前15年就致力于建立全科医生体系。她说,目前全科医生成为澳大利亚人面对疾病时所需要面对的第一人,全澳洲只有2400多万人,家庭医生有2.5万名左右,每位城市家庭医生负责照顾两千位居民的健康状况。

  全科医生并不“低人一等”

  如何让居民愿意去社区找全科医生?来自东南大学的一位教师提问。琳达·克里斯汀说:很简单,那就是全科医生的资质不比专业医生低人一等。她介绍,澳大利亚全科医生体系,是由医学院、医院、国家和地方培训机构、国家考核认证机构等多方配合运作。

  杨绮玲介绍说,中国老百姓不愿意到社区医院去看病,很大原因是不信任社区医生的医疗水平。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全科医生水平差距不太大,他们必须经过“5+1+3(5年医学本科学习、1年医院实习、3年全科培训)”培训,经过全科医师学会考试,评估合格后才能执业。如果家庭医生要到农村或偏远地区执业的话,还必须多加1年的培训时间,因为农村专科医生少,这就要求全科医生必须掌握更多的技能去救治病人。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莫纳什大学教授里昂·皮特曼告诉记者,家庭医生不像专科医生那么精深,但必须什么病都会看,还要管理精神病患者、安慰患者家属、与焦虑的中学生谈心、为孕妇接生孩子等。

  全科医生会为患者建立各种相应系统的健康管理档案。“居民与家庭医生之间的关系非常信任,许多家庭一家三代人几十年都在我这里看病,我对他们的生活习惯、个人性格了如指掌。”杨绮玲说,家庭医生不仅要给病人看感冒、发烧、拉肚子等小毛病,还要给居民开展健康教育,干预居民家庭的不健康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让居民少生病,“一位40岁的男士来看咳嗽,我给他开药治疗的同时,还必须让他认识到吸烟的危害,劝他戒烟;一位年轻的妈妈带孩子来打疫苗,我既要安慰哭闹的孩子,还要安慰紧张的妈妈,告诉她孩子打疫苗的种种好处。”

  不经过全科医生转诊无法免费

  来自苏州、常州、连云港卫生计生委的官员对医保如何引导居民选择全科医生的路径比较感兴趣。杨绮玲说,澳大利亚实行全民医保,每位居民必须拿出收入的2.5%用来缴纳医疗保险,这样居民到社区医院看病全是免费的。如果家庭医生看不了的重病,经他转诊后到专科医生那里就诊,发生的费用医保也报销。但如果不经过家庭医生初诊就直接去专科医生的话,费用必须自理。在澳洲看私人专科医生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光挂号费就要300-400澳元,其它费用另算。

  “大型医院是没有门诊的,里边只有针对长期住院、开刀手术病患的服务,或者是急诊服务。如果生病了,首先要找的就是全科医生。”澳大利亚Merri健康社区中心总裁奈杰尔·菲詹说,“社区全科医生可以有效地帮助专科医生进行初步筛选,把病人分流,减轻专科医生的工作量,患者持有全科医生的转借信通常只需要电话预约,根据预约的时间直接见专科医生,进行接下来的治疗就可以了。”

  鼓励全科医生留在基层

  杨绮玲介绍说,“澳大利亚鼓励医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去执业,有意向到农村执业的医学生,在上学期间可以拿到很高的奖学金。学校还定向为农村招考医学生,可以相应地降低他们的录取分数,大约有10%的医学生来自农村地区。”

  琳达·克里斯汀告诉记者,政府对全科医生到乡村有政策倾斜。“澳大利亚全科医生一般是工薪阶层收入的2-3倍,全科医生到农村执业,收入还要翻番,达20万澳元。为鼓励医生到农村、土居区去执业,政府都会给予相应的补贴,每人每年5万澳元。”

  杨绮玲建议,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医科大学定向培养,设立相应的奖学金,鼓励更多医生走进农村从事全科医生,服务基层。同时,她建议为农村的生源提供录取政策倾斜,优先选用来自农村的学生。

  杨绮玲表示,在江苏,最重要的是牢牢抓住全科医生“领袖”的培训,提升全科医生在老百姓中的信誉及地位。除此以外,多积累全科医生的案例并广为宣传。“提高全科医生待遇也很有必要,全科医生的收入应该是普通医生平均收入的两到三倍,这样才是合理的。”

  (本报记者 沈峥嵘 仲崇山)